看得见风景的菜地

那个时候连接浦口和城市的唯一通道，是那条宁连宁通公路和它尽头的历史久远长江大桥。很难得没有从大桥进城的，唯一还有印象的97年寒假前大雪，来接我的车在不远的大桥那头翘首期盼，我摆渡过江才实现了当天回家的愿望。

 连接我们和鼓楼校区之间的唯一交通工具是汉高线，能一直把我们载到大桥南，从那里在转车去市区。车子总是挤得满满的，而且南大的总是占着优势——由于偏远的缘故，汉高的起点在南大门口然后才是东南，而且从东南走到公路上的车站还有段路，这是那时候偶们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地方。

 汉高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破，长江大桥也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颠。每次坐车通过大桥都颠得屁股生疼，要是不幸坐在最后一排（当然相对于站着挤沙丁鱼的还算有幸），每隔十数米，汽车必然间歇性上下蹿动一次，将最后一排乘客高高颠起——屁股离座是必然，脑袋不顶到车顶就是运气。偶后来留意观察终于发现，大桥许是年久失修的缘故，每隔一段就用柏油反复修过，那感觉比现在高速公路的减速带震撼多拉。

 不过，汉高还不是最颠的。

 没有人会忘记吧，最颠当然非马自达莫属。偶到起先没弄明白，就是一破残疾人车为啥要叫个汽车名，后来才发现那是一个日本汽车名——南京人民的爱国情感都凝聚在这朴实的称呼中——不过马自达卖给了福特，不知道残疾人车有没有更名叫丰田本田啥的。这是后话。

 当时偶们去个附近的地方，或者坐过路车停在公路上都会叫个马自达，浦口好象不给带自行车吧，反正马自达是最重要代步工具。偶和室友们曾经坐过一次马自达千里召召陪郭MM去东南看帅哥，一路上那叫颠得人五脏都移位，真是难得下车以后都还能装出个淑女样来。

早上离开上海的时候，还是零星小雨，但当飞机飞上万米高空却是一片阳光照耀下的云层，下午落地哈尔滨，地面温度18，比24度的上海还要暖和。

 从未来过哈尔滨，但始终有一种亲切感，高中时代一个如兄长待我的朋友是此地人，也在此地上大学。飞机即将落地的刹那，恍然想起与这个城市的关联，来自与这个朋友在大学最初两年的通信。

 我们这代人算是赶上了用纸和笔书写历史，直到我们毕业，电脑电子邮件还有这个BBS才开始在校园泛滥。所以，我们不能和陌生人随便说话；所以，我们不仅需要知道聊天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还得知道他或者她的详细地址，连邮编都不能错；所以，我们说的话最起码要一个礼拜才能收到回复，因为我们写信，用邮票和信纸的那种。

 尤其是浦口，刚去的时候谁也不认识，谁也不熟，和谁也不能深入交流，说白了就是不能谈心；后来还写信就是因为无聊，没什么业余活动，后面的龙王山爬了多次，报告厅的电影看了多次，还有大课老师毫无实质意义的空话也听了多次。写信成了很多人的娱乐活动。

 浦口校内当时有没有小店卖信纸，已经不记得了，好像那个开在教学楼到宿舍楼之间的小书店里有卖，更多的时候还是去门口汉高线对面的那几个小店，信纸和信封都有好多种，厚的薄的，白信封和牛皮信封。我比较喜欢那种挂着南京大学LOGO，画着红色道道的信纸，不仅厚而且整齐，有一阵子还用过那种竖写的信纸。

 然后就是寄出去，并等着信再回到自己手里，依稀记得有一阵是小毕做生活委员管收发信件，他可能不知道大家那个时候有多喜欢看见他，当然不是因为他帅，而是因为他承担了最棒的职责。

 关于写信本身，受到了来自低我多届甚至是低我一届的百合兄弟的诟病，深以为落伍，由此亦可见浦口生活变化之大，以及网络对生活影响之大，不过10年沟通方式天翻地覆。只是好像很多学校至今不允许大一学生自带电脑，似乎有悖逆时代之感。这是言外话。

言归正传，还是说通讯。

和高中时代朋友的联系大多来自邮件，和家里的联系则大多通过电话。

浦口校园内靠近宿舍的地方是否有公用电话，我已经记不得了，对电话亭最深刻的印象是鼓楼一舍门口那个著名的小房子，这也许是后来满天遍野话吧的最早雏形。说回浦口，我只记得当时，经常去教学楼打电话，最早的是磁卡电话，后来是IC卡电话，浦口教学楼很多角落都有公用电话，常常在晚上七八点的时候排起长队，尤其是周五周六的晚上。二楼靠近报告厅，在那排电影放映办公室什么的附近，有几个电话，能看到下面的院子，人不是很多，是我经常的据点；如果那里人都多，好像还有一楼某个角落，反正越远离教室人越少。

或者就在宿舍等电话。

大学四年，宿舍通讯工具一年一个变化。最早是在宿舍楼下阿姨的办公室有一个电话，全楼上百号人共用这个电话，当然电话是不能打出去的只能接。一到晚上，这个电话就是全国各地家长们疯狂的对象，最早的时候，我妈妈似乎每天都要重拨无数次，才能在某个晚上打通这个电话。

那个时候，宿舍阿姨是我崇拜的对象，每天晚上都能听到他们扯着南京乡下的大嗓门，从宿舍北面的传达室，一路叫到宿舍南面——因为大多数宿舍都在南面。如果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听到一舍二舍四个阿姨此起彼伏的喊声——一律都是“X0X，XXX，电话”，电话二字拖长音。我偶尔还曾听到三舍大爷的叫喊声夹杂其中，颇有对歌之感受。

后来就在宿舍装了对讲机，楼下阿姨只要按下宿舍号码就可以和这个宿舍通上话，也许是此前常年扯着大嗓门成了习惯，阿姨在对讲机里的声音也大的恨不得全楼的人都听得到。那时候去别宿舍找人，也得用这个办法，还得和大爷阿姨陪笑脸，或者就晃过他们的火眼金睛，直接冲上去。这是后话，以后会写一写严苛的宿舍门禁和火眼金睛的大爷阿姨。

等到了鼓楼，就是彻底的鸟枪换炮，宿舍开始装电话，而且还是一舍一号，那直叫一个幸福，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就成。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去，我们也基本上不写信了，似乎只有郭还坚守着，总是趴在她靠近门边的小桌子上写整齐无比的信，大多是写给她的湘湘。我们这些懒人，都开始打电话和接电话。

那时候几个美女开始谈恋爱，是其中I用电话最多且让所有人印象深刻的。有很长一段时间I总在熄灯后回到宿舍，电话铃立刻就响起，打电话声音也总是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从门内打到门外。所以不止我们屋，隔壁宠物他们也都能天天看到此景。幸好我们当时窝在宿舍楼的角落，才没有造成更大影响。

再往后，大家都开始配BP机，电话的作用更多是回电话的功能。直到今天，被手机强迫症困扰，一会不带手机似乎都觉得误了很多事情，想起当年楼下阿姨的大嗓门，忽然亲切。

今天应该讲上课了。远在夏威夷的某只猪提醒我，一定要讲讲自我介绍，这场景的愉悦之处，估计只有当时在场的其余40个人心有灵犀，8过估计其中只会有一半的人对此印象深刻如猪一般。

 众人自我介绍均无异常，直到那个上海男人的出现（当年似乎应该是上海男生），雄纠纠气昂昂走上讲台，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在正常的场合用如此不正常铿锵声音做讲演状，不知道是该想起五四青年，还是小学时候在脸上涂两坨红胭脂的男领唱。最经典的话经猪提醒摘录如下——“。。。。。。走进校园，最先看到的是‘今天我以南大为荣，明天南大以我为荣’的横幅，心情彭湃。。。。。。”云云

 绝对非正常人语。

 经此，复回头观望本系乱花丛中仅有的四分之一的男生，长得各有特色也就罢了，居然有此等异物，自那天始失望。事实证明，灭有带有盲目希望异物日渐正常的幻想是无比正确的，直到大学毕业，异状始终如一。此后很长时间，同窗此前鲜见上海男人者，都以为所谓上海男人皆如此。不由得为此鸣不平。

 须要声明，后来观察发现，仇钱毕三人为10人中不同类之人，此三人后因另七人缘故，作别我们的毕业照，虽是遗憾，却气概可嘉。我曾与仇毕二人同在广州工作，并经常参与二人组织的吃喝赌博等活动；而今作别广州，还有幸常与钱鲁夫妇吃喝。

 在毕业多年以后，在一次发布会偶遇上海男人，据说两人对视一眼，仇扭头擦身而过。此事后广为流传。

大学头两年的时间，注定在浦口度过。

 第一个要感谢的，是一位师兄，因为来自同一个城市，又读同一个专业，在我最初入学的日子里，在哪里吃饭，在哪里打水，都是他逐一关照，事无巨细。在头一天忙碌着报道，在人群里找到自己的系，找到自己的宿舍，交钱领东西的手忙脚乱至今记忆不复，我还能记得他熟练爬到上铺，替我挂上帐子。这个师兄在即将毕业前被一个师妹喜欢，但可惜临近毕业即使有发展可能也无机会，如今两人都已经有各自幸福生活，只是1999年夏天鼓楼4舍门前那动人一幕，至今还常被人提起。

 然后就是军训。记得应该有两位教官，严肃的那个似乎是个方形脸，已经不记得名字；嬉皮笑脸的那个叫随便，估计是因为说话做事太随便所至，总喜欢腆着脸说些自以为很幽默的玩笑。两个人都不讨人喜欢。严肃的那个喜欢来检查内务，当时对我们的无良要求好像包括桌子上不能有东西，床上只能有被子之类，害得我们每天都要从头顶的柜子里往下掏枕头和其他日常用品。即便如此，严肃的害动不动就指责被子叠得不够像豆腐块，动不动就罚站罚晒太阳之流，那年9月的太阳啊，真是可怜见的。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对这两个人的反感，我后来退出了军训方阵的训练，成为当年军训检阅时刻，为数很少的同年参观者。不过军训的好玩处是，大家都晒得黑得要死，拼命花一个学期才找到最初的肤色；第一次在衣服上看见盐霜；还有穿着绿军装迈着方步在校园里拍照，尽管现在看起来依然是东倒西歪的，但那是1个月军训的结果，我们当时都自以为正步迈得不错，敬礼也敬得有板有眼。

 最最利害的结果马上就呈现——军训后大家都吃得狂多，即便学校食堂实在没有什么油水，但就是眼看着同学们一个一个都像气球一样被吹了起来，很多人都在大学第一年的那个冬天，实现了自己人生里第一次肥胖——脸是圆的，胳膊是圆的，腿是圆的，连肚子都是圆的。不同的是，很多人后来瘦了，但也有一部分至今也没有能够瘦得下来。

 不过，不论是黑或者是胖，都无法阻止大家对美的向往。在大学第一个秋天和冬天，美女队伍已经初见雏形，而猛女队伍的出现是遥远未来的事情。外院，商学院，文学院自然是美女集中的地方，但这一次居然在计算机系都有公认的美女，据说天文系是全校最羡慕计算机系的专业——天文只有一个女生，更何况计算机女生的质量又这么高，不过好像计算机的众多猛男后来谁也没有能够近水楼台。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才发现，男女生之间对于美女的定义出现了严重偏差——当然以上那位计算机美女是男女公认的。

 另一位中文美女就不一样，似乎更得男生喜欢，在我的印象里，是有一点丰腴的那种。商学院有个著名的才子，长相亦正常并有些许忧郁，多独来独往或伴一同伴，创办了刊物一，登他自己写的小说，好像还是连载，小说女主角就是中文美女，字里行间都能看出才子爱慕之情用心良苦。我的死党之一，当年对才子也是颇多仰慕，每每提及才子亦是唏嘘，每每才子出现也必凭栏观望。拜她所赐，我们对才子美女之事也颇多关注。在毕业多年以后，有幸见到当年忧郁才子，胖出来何止一圈，往年风流才子风范不复存在。我旋即电至死党告知此事，只可叹往事不堪回首。而那美女，亦是在毕业后多年听说，去了一家著名的IT企业当秘书，拿着高薪当花瓶，此消息未经证实。

10年，自我踏进大学那一天起，整整10年。10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时间已经不容分辩地从我们身边走过，以至于再次有人称我学生时，心中那种无法外道的喜悦深深打击了我自己。岁月自当远去，记忆自当逝去，庆幸在我还有记忆的时刻可以写下以下的文字，以纪念我深深想念的大学，还有我深深想念的散落在世界各地我的同窗。

 套用一句小学作文的范文——岁月就像筛子，筛去了很多很多，留下的只有记忆。。。。。。

 1996年9月7日，我踏上我的大学之路。

 尽管在此之前，我还一直为没有填报FD而不幸沦落到浦口那个荒芜的地方而心情郁郁，但在那时候，从此逃脱父母的唠叨，不用再苦心经营乖孩子的形象，踏出自由第一步的喜悦和兴奋超越了一切。

 那一年，如今已经重修加宽的沪宁高速公路，还在最后通车前的紧张施工，它在后来的4年多时间内成为连接我和家之间最便捷的纽带。因此，送我去学校的车走的是302国道，这也几乎是我最后一次和大卡车一起，带着我间歇性晕车综合症，用了4个多小时才爬过拥挤的国道，爬过曾在我年少时候当文物瞻仰过的南京长江大桥，爬上荒无人烟的浦口大地，在一片鸡犬相闻声中，好不容易找到了我的母校——南京大学浦口校区（比后来者更幸运的是，我仅仅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呆了两年，就回到了鼓楼校区）。

 必须要描述下，我还记得的浦口校区第一眼——

 似乎连个学校的牌子都没有，大门内外都罕见人影；

 没什么大树和鼓楼遮天避日的情形大相径庭，只有柔弱的小树和同样柔弱的草；

但不缺绿色——一条水泥路自大门口始，尽头是一片围墙，围墙外是绿色覆盖的小山包；

进大门左手边，是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形成的洼地，从我入校直到离开浦口始终未做它用，后来它成为蚊子的滋生地，也成为我们钓龙虾的首选，只可惜当年没有这么热辣的龙虾浪潮；

 路的左边是教学楼，后来它的楼顶成为我的挚爱一如高中实验楼的楼顶，右边是一片菜地啊、平房啊，后来才知道是招待所啊，校工宿舍啊等等；

 沿路而下，触墙左拐，豁然开朗，一座食堂，八座宿舍和一座孤零零的小山几乎就是浦口的全部。我的宿舍在一幢，一楼，2号房间，这幢应该是全浦口位置最好的宿舍，不仅离食堂最近，而且几乎浦口所有人上课吃饭都要从门前过，帅哥美女尽收眼底；大二的时候我们搬到了顶楼，1号房间，占据了位置最好的阳台，加上当时已经开始学摄影，最大的长焦达到两百还有增距镜，真正算得上天时地利。

 我们当时是被发配到浦口校区第四届学生，毕业后，我们管自己叫“浦口四期”。

事实上这是德国和立陶宛合拍片，根据犹太作家乔舒亚·索博尔同名小说改编。2005年。

导演安德里尤斯·朱塞那斯。

1963年出生，1989年进入立陶宛音乐学院学习导演，1991年至1992年担任立陶宛某日报记者及电影评论员，1997年回到立陶宛音乐学院，主修电影导演。